正规NBA押注平台368万过路费案嫌犯称案发系遭收费站长报复时建锋涉嫌利用“军牌车”偷逃368万元高速费，被判无期后，于1月13日突然翻供NBA押注平台，声称为弟弟时军锋代罪，幕后有黑手；逃亡的弟弟突然自首，承认哥哥顶替自己坐牢，致使案情发生重大变化。

　　时军锋利用“军牌车”运沙土是为了使家庭快速脱贫致富。哥哥为其顶罪后，时军锋四处活动，花费了近百万，仍未能将哥哥从狱中“捞出”，在压力下投案自首。

　　1月13日，翻供那天，面对央视采访镜头，时建锋的眼神一直在闪烁。“我是替我弟弟顶罪。弟弟让我先顶着，有人会在外面跑关系，以后会让我出去。”

　　这一天，禹州农民时建锋“涉嫌偷逃368万高速费”的案情发生逆转。此前，时建锋因利用假冒，运送沙土，偷逃过路费，被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时建锋和时军锋的人生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在各种力量的拨弄中，这枚硬币从正面翻至反面，如今又翻回了正面。

　　时家生活在无梁镇祁王村，离禹州市区约20多公里。时家有兄弟三人，时建锋排行老二。时建锋被判无期的消息曾让整个村子震动。

　　“谁进去（监狱），建锋也不会进。”时文举说。他是时建锋的发小。在他看来，整个无梁镇祁王村，再也找不出比时建锋心更善、更受人欺负的人了。

　　“他哪里有本事去弄军牌？”众多村民眼里，时建锋实在，无论谁家有需要，只要叫上一声“建锋”，他一定会放下手中的活去帮忙。

　　上世纪80年代，时家的老父亲在村里头办起了砖窑，手工做砖坯，没有经营几年，亏了好几万元。“他们的父亲不识字，经常算错账。”村主任时栓柱说，“人家买一万块砖，能送去一万二千块。”

　　初中毕业之后，他和时文举一起去了后山的采石场，帮人运石头，遇到滑坡，一块四五吨重的大石头从山上滚了下来，两轮的小推车瞬间被压扁。时建锋从此不敢再运石头。

　　在时建锋未被带走之前，70多岁的母亲一直与他一起生活，而父亲的债务，他也偿还了一部分。他甚至偶尔会接济已经自立门户的大哥。

　　三弟时军锋在村里人的心中则是另一副形象，他“能说会道”，甚至有些村民会用“能人”这个词来形容时军锋。

　　他至今对时军锋的一次欺骗耿耿于怀。那是10多年前，驾驶证紧俏的年代，时军锋对他说，有渠道可以弄到驾驶证，但是需要数千元。时文举卖掉了三轮车，凑齐了一笔钱交给了时军锋，但事后他才从别人口中得知，时军锋用这笔钱为自己办了驾照之后前往浙江打工。

　　时军锋生于1972年，没有人记得他辍学去“混社会”的准确时间了，时家的母亲只是说，因家里贫困，三个儿子都在初中辍学谋生。

　　大哥时银锋记得，三弟时军锋对于家庭的状况一直有怨言。父亲去世后，时军锋曾对他抱怨，“什么都没有留下，只留下了一身的欠账。”

　　在他看来，弟弟时军锋一直积极寻求着改变：初中毕业之后就外出闯荡，学会了开车之后，就去浙江给人跑运输。后来在外地做生意，赚了些钱，还认识一些“有门道的人”。

　　在村里人看来，因为“嘴巴甜，能说会道”，时军锋似乎在外边“混得不错”。时栓柱说，每逢春节回家的时军锋俨然是“成功人士”，总是衣着光鲜，和村里的老少爷们打招呼，偶尔发支烟，聊上一两句。

　　村里人说，时军锋仅仅是在春节时回家，让人感觉很难接触，揣摩不透，即便是回村之后，他也会一连好几天不回村里，再回来时就有了新的朋友一起跟随而来。

　　2006年，远在浙江温州的时军锋突然给家里打来电话，说有了赚钱的法子，要回老家运输沙土，并邀请二哥时建锋帮忙。

　　在祁王村外50公里处，有条鲁山沙河，盛产沙土，每天数以千计的运沙车从无梁镇驶过，行驶在前往平顶山或者郑州的路上。严重的超载，致使这条名为郑平国道的道路不堪负荷，多处地面塌陷，恰似起伏的波浪。

　　最开始时，时建锋买了两辆大车，从平顶山鲁山县的沙河运回沙土，放在自己的沙场里，对外兜售，从中赚差价。

　　时文举介绍说，买运沙车时需要，时军锋的信誉不好，时建锋以自己的名义，去无梁镇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弟弟30万元。

　　那段时间，时建锋曾经突然向时文举借1万元钱。在时文举的反复追问下，他才承认是帮弟弟时军锋买车借的。

　　2007年，沙场办起了之后，时建锋应时军锋的邀请，陆陆续续在沙场工作了大约两三个月的时间，看门、卖沙，或者直接跟车。

　　而时文举为时建锋感到不甘，他觉得，时建锋对弟弟“顺从”得太过分了。时文举说，“他弟弟就是他心里的神。所以后来，他肯为弟弟顶罪，也不奇怪。”

　　大货车从沙河到祁王村，通常会走国道。同样经营沙土生意的董老板称，国道路况差，一天顶多往返两趟。

　　“去掉运沙的成本，打点途经的执法人员和超限站，每天顶多赚300块，这是微利。还不算车子的损耗。”董老板称。这个说法也得到了其他沙场老板的证实。

　　时银锋说，三弟的车起初走的也是国道，后来因为出了两次翻车事故，最后折价卖掉车，还亏本十几万元。

　　在时文举看来，如果不是这两次翻车事故导致欠下债务，时家兄弟也许和无梁镇里其他经营运输车的人一样，守着微利，继续过活。

　　时军锋从万里汽车厂定制了两辆军绿色的斯太尔重型载货汽车，专门为配合挂“军牌”在高速上运输沙子NBA押注平台。

　　从鲁山县到祁王村还可以走这样一条道路，在下汤收费站上郑尧高速，行驶110公里后从长葛西转入无梁镇。

　　时银锋说，在郏县那片，常有人用挂着“军牌”的车跑运输。两年前，家住在大马路边上的时银锋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挂着“军牌”的大货车从门前开过，车上载满沙土和石子。

　　祁王村运沙土的司机也证实了时银锋的说法，他们说，有些人随便花上两三百元，就能弄到一个假的军用车牌。

　　曾担任下汤收费站副站长的李占峰说，2008年5月的一天，一个自称是部队上名叫李金良的人来到下汤收费站，说是许昌地区他所在的部队正在搞土建工程，需要有两辆在下汤收费站经过并且免通行费。

　　“当时已经中午了，李金良说要顺便吃个饭。我们在下汤街上找了个小店。当时在场的有我、李金良、王欢。”李占峰回忆说，“他们那边来了3个人，一个是李金良，另外一个也穿着军装。”

　　“因为涉及部队，我们没有条件确认李金良身份的真伪，再加上他给我的手续齐全NBA押注平台，三证一单完善，我们就将两辆军绿色斯太尔后八轮自卸车按照高速公路管理相关规定列为免收通行费车辆。”李占峰说。

　　此后，两块已经申请了免收通行费的“军牌”“WJ19-30055”、“WJ19-30056”挂在了时家兄弟的两辆大货车上。

　　据中原高速平顶山分公司的统计显示，从2008年5月4日至2009年1月1日止，两车行车路线主要是载货从下汤收费站上高速，到长葛西收费站下高速。

　　在8个月间，两车在长葛西收费站通行1172次，逃费343.37万元;在下汤收费站通行1179次，逃费23.14万元。

　　2009年1月的一天，河南省总队出现在郑尧高速下汤段，将时军锋的两辆车、连司机全部带走。

　　时军锋在后来接受采访时这样解释，他们的“”为什么会被举报，因为，下汤收费站的副站长李占峰也有大货车在搞运输，但因为不如“军牌车”效益好，所以眼红，他曾向时军锋提出也给弄一个“军牌”的想法，被时拒绝，因此心生报复之意。

　　李占峰现在已经是鲁山收费站站长。他否定了时军锋的说法，并告诉记者，他之所以举报，是因为根据以往经验，部队的土建工程一般都会在半年内结束，而时家兄弟的车到2008年年底还在拉沙，于是收费站对这两辆“”的真实身份产生了怀疑。

　　“我们就把此情况反映给平顶山分公司，平顶山分公司又把情况反映给省公司，省公司通过河南省治理超限超载办公室(简称治超办)与部队进行协调。”李占峰说，“因为这涉及部队，单凭我们根本没办法核查解决。”

　　李占峰在案卷中说，一直到2009年6月份，平顶山分公司都没有收到部队将两辆带走的任何消息，于是又通过省治超办与其取得联系，省总队警备司令部出具了车牌照为“WJ19-30055”、“WJ19-30056”两辆斯太尔自卸货车为假冒车辆的证明，于是平顶山分公司向门报案。

　　“他是在老三的沙场上被带走的，那时候，玉米长得还没有膝盖高。”村主任时栓柱至今还对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但令时银锋没有想到的是，2010年12月21日，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0)平刑初字第104号刑事判决书对此案作出判决。以罪判处时建锋无期徒刑，剥夺权利终身。并处罚金200万元，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一切财物。

　　尽管平顶山市检察院曾经因为诸多疑点要求鲁山县公安局退回补充侦查，但这些疑点在时建锋坚称本案系其一人所为的情况下，被忽略了。

　　而大哥时银锋还坚信着，老三凭借活泛的社会关系，一定能够将关押的老二从狱中救出。时银锋说，老二判了无期之后，生活还算正常。“我好像听三弟说，再花点钱，弄个10万8万，给老二弄个保外就医。”

　　时军锋曾对记者说，他都不敢算账：“我借了好多钱，还有高利贷。五分的利息，八分的利息，甚至一毛的利息都有。”

　　案件调查中，当地支队出示证明，称查无李金良此人。河南省总队同时也出具了其军牌为假军牌的证明。

　　今年1月13日，在平顶山市中院的协调下，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曾分别在当天上午和下午对羁押在鲁山看守所的时建锋进行采访。据当时参与采访的记者讲述，在当天上午的采访中，时建锋沉默寡言而又心事重重，只是说了“军牌有真有假”等内容。

　　而在下午面对中央电视台的镜头时，他终于忍不住了。“这事是我弟弟干的，我是帮他看车的。”他说，“我进来的时候，我弟弟跟我说的是让我先顶着，有人会在外面跑关系，以后会让我出去的。现在我知道我出不去了。”

　　直到自首前的最后一刻，时军锋始终希望能够在异地自首。“自首也不安全……我很孤立，特别孤立。”时军锋曾对记者说。

　　他甚至担心自己会死在看守所里：“把人搞成神经病也好，摔了个跟头，回来睡觉掉下床，死的人太多了。”

　　祁王村，人们的脸是灰蒙蒙的，如同他们的衣裳，打着瞧不出颜色的补丁。随处可见生锈的铁栅栏，破掉的窗户，村里的时光被定格在上世纪90年代。

　　祁王村的多似乎可以预测自己的命运：男人不是在南方打工，就是在家卖鸡苗或者给周围的采石场、煤窑做苦力，女人们在家收拾8分的田地，种上玉米或者小麦，期待有个好收成。

　　祁王村村民曾见着他先后开着现代轿车、本田雅阁和丰田霸道回村。车子的变化，让这位曾经排在村里最末端位置的时家老三，变为众人眼中的老板。

　　沙土生意有了起色后，时军锋曾为自己所居住的平房装上了空调、冰箱等。如果“军牌车”没有被扣，时家也许能跻身村里经济实力数一数二的行列。

　　但据祁王村村民称，时家“”被扣后，不少债主来到时家把值钱的东西都搬走了。时家又恢复到从前的家徒四壁。

　　时银锋承认了这一说法，但到了2009年三四月，沙场经营不下去了，车子都被人收了，沙场的地被转包给别人，家里的空调，家用电器，被要账的人收走了。唐先生也撤资离开。